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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学社发现与考察的那些佛教建筑

民族文化阅读量812021-12-01

  清末民初,朱启钤从自身开创现代市政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经历中关注到古建筑问题,又因发现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的契机,于1930年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至1945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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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学社成员在北京天坛祈年殿。

  1900年前后,日本派出许多专家,来中国进行古建筑考察。前有伊东忠太1901年考察紫禁城;后有关野贞1918年发现太原天龙山石窟,并对辽金建筑进行了专门研究。1922年,一位日本僧人拍摄了五台山佛光寺的照片,被收录在常盘大定、关野贞出版的书中。但他们没能辨认出佛光寺大殿是珍贵的唐代木构遗物,以至日本建筑史学者最终得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错误结论。

  上世纪20年代,许多中国文人认为建筑不过是属于“匠人”们的形而下技艺,不具过多的文化价值。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一场建筑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迅速开展。15年间,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人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先贤,共计调查了190个县市。其中,1937年以前调查古建筑2738处,详细测绘的有206组大小建筑群,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他们的调查中,包括几处重要的佛教古建筑:蓟县独乐寺,这是1932年营造学社进行的首次田野考察,也是中国人古建筑研究的里程碑;1933年先后访察的河北正定宋代木构隆兴寺,大同辽金建筑群华严寺、善化寺与云冈石窟,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古建朔州应县木塔;1937年营造学社最高潮的发现、“古建筑第一瑰宝”唐代木构五台山佛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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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拍摄的大同善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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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手绘应县木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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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隆兴寺天王殿。温静摄


  寻访与考察

  梁思成曾在不同年代对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的古建筑多次探访和考察。1933年4月,时任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慕名来到正定。他对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十字形平面建筑格局、四面各出一歇山式抱厦惊叹不已,称“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许多许多精美的构造,让我们高兴到发狂”。

  当年11月,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同详细地校正了旧时图物,并做了细致测绘,称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里也是别开生面”。在之后的著述和教学中,梁思成将摩尼殿作为实物中罕见的实例,列入《历代木构殿堂外观演变图》,使这一生动典范永载建筑史。

  摩尼殿的建造年代,文献中没有记载。根据摩尼殿四面出抱厦的做法,梁思成判断“至少也是北宋原构”。梁思成当时的判断与其后大修时发现的多处墨书题记正相吻合——1978年摩尼殿大修时,于内槽阑额及斗拱构件上,多处发现墨书题记,记载摩尼殿始建于北宋皇祐四年,即公元1052年。

  摩尼殿内槽北壁是一座泥塑五彩悬山,上有塑像数十尊,正中为五彩观音菩萨像,俗称“倒坐观音”。倒坐是指观音菩萨不坐在大殿的正中央,而在后壁倒坐。观音像衣袂飘飘、彩妆绚丽,面容秀丽恬静,是古代彩塑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整个大殿的平面呈十字形,有16个凸转角和8个凹转角,形制特别。梁思成曾赞誉:“这种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有在宋画里见过,那种画意的潇洒,古今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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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中的“倒坐观音”像。 温静摄

    

  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成员到山西大同考察。大同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是南北朝时的佛教艺术中心。它有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和善化寺,日本学者曾报道过里面的佛像,但对建筑本身没有研究过。

  营造学社一行人先考察了华严寺,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古代单檐木建筑中体型最大的一座,并且殿内还有优美的辽代塑像。薄伽教藏殿是华严寺建筑中年代最早的,为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所建,是一座佛经图书馆,里面有一排制作精巧的书橱壁藏,用于存放经书。整座壁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橱,也是国内孤品。

  善化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建筑组群。梁思成在大同纪行中这样描述善化寺:“善化寺在内城南门内,稍西,俗称南寺。山门北,有东西配殿及三圣殿,其后大雄宝殿七间,雄峙台上。殿内诸像,雕塑甚精美,姿态神情,各尽其妙,惜柱架北倾,非急与修冶,恐颓毁期不远矣。左右朵殿各三间,与大殿俱南向。其东侧稍前,旧有楼,数载前不戒于火,惟西楼——普贤阁——尚存。纵观此寺建筑,除配殿朵殿外,其大殿,普贤阁,三圣殿,山门四处,均为辽金二代遗构,不意一寺之内,获若许珍贵古物,非始料所及。惟寺自民国来,曾一度充女校,嗣虽迁出,荒败不堪寓目,现唯顽童奔逐诸殿中,援柱攀梁,探鸽巢,获卵为乐;及附近驻军,假为操地,叱咤喑哑其间耳。住持妙道,川人,展此廿余载,已垂垂老矣。絮絮话寺兴废,为之培然者久之。”

  在梁思成拍摄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古老的寺院被参差的民居包围,4座嵯峨的殿宇高高矗立在城市的天际线上,建筑魁伟,景色壮观。山门前有一处大院,院内有人还养着牛。远处西北方向可见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清远门城楼,北面可见城墙上的箭楼和钟楼。

  梁思成一行在大同对华严寺、善化寺的9座建筑进行了分析、考证、测量、绘图与摄影记录。通过这样的研究,逐步形成大同辽金古建筑的营造法式记载,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也为编著《中国建筑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其后大同文化名城保护与复兴提供了珍贵的依据。

    

  梁思成一行在大同期间还考察了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在我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此前专家对石窟中的文化关注颇多,但没有人系统研究石刻中表现的建筑艺术。

  云冈一天里温差很大,中午考察时非常炎热,晚上却冷得盖上棉被也要缩成一团。一行人吃的也很简单,通常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能有咸菜就是莫大的幸福。但云冈的魅力是那么大,营造学社的成员毫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苦,满怀热情投入工作。

  他们获得了两方面的成就:一是通过考察洞窟本身的布置、构造及年代,和敦煌等石窟作了简单比较;二是通过研究石窟中的建筑物,对刻在石头上的建筑细节进行临摹和拍照,推究当时的建筑情况,以取得研究北魏及更早时期木结构建筑的间接资料。

  1932年,梁思成读到一份日本考古学家有关中国的考古报告,报告记述了山西大同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古老建筑,称在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应县小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称作“应州塔”。这让他非常兴奋。但是,日本学者研究的兴趣是那些古老的佛像,报告中关于建筑的描述很少,梁思成甚至不能肯定这座木塔是否还耸立在那儿,这让他寝食难安。

  梁思成先想办法从应县一个照相馆得到应县木塔的照片,大同的考察结束后,他和刘敦桢、莫宗江先搭汽车后搭驴车赶往应县。在离县城大约还有好几里地时,梁思成突然发现,前面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他惊叹道,“好到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

  梁思成初次测绘应县木塔时说:“这塔的现状尚不坏,虽略有朽裂处。八百七十余年的风雨它不动声色地承受了,并且它还领教过现代文明:民国十六、七年间冯玉祥攻山西时,这塔曾吃了不少的炮弹,痕迹依然存在,这实在叫我脸红……此外枪孔无数,幸而尚未打倒,也算是这塔的福气。现在应县人士有捐钱重修之议,将来回北平后将不免为他们奔走一番,不用说动工时还须再来应县一次。”

  然而,梁思成没想到应县木塔在未得营造学社参与的情况下便已“修缮”。1936年7月,他再次测绘时,应县木塔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应县百姓在风水先生的倡议下,拆除了塔上所有夹泥墙,改装成格扇门。原因是他们认为木塔本为玲珑塔,而清康熙年间,应州知州章弘主持维修加固的夹泥墙封堵破坏了应县的风水。

  梁思成在《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报告中扼腕叹息道:“现在不惟壁画失亡,且因改换格子门,拆去斜戗,危及塔身的结构,比民国十九年战争中弹时损害尤烈,可谓为木塔八百余年以来最大的厄运。”梁思成疾呼“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适足以促短塔的寿命而已”。让人欣慰的是,80年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项目组于2016年部分实施了类似于斜戗的加固措施,且采用智能系统,可以有计划地定量纠偏。

    

  发现与记载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曾说:“虽然最早将独乐寺介绍给世人的两位学者——梁思成和关野贞,都认定独乐寺是辽代建筑。但即使仅就这一判断而言,若仔细品味,也会发现两人研究的着眼点其实颇为不同,十分耐人寻味。”

  关野贞发现独乐寺纯属巧遇。1931 年 5月 29 日,他去调查清东陵驱车途经蓟县县城,无意中透过车窗看到路边一座古建筑,虽然有一道砖墙相隔,但仍遮挡不住上面巨大的四坡屋顶。关野贞“一瞥之下”就认定这是座非常古老的建筑物,“遂停车,从旁小门进入”。观览一过,发现这座山门与后面的高阁竟然都是辽物,而且数尊塑像也与建筑同时代。丁垚认为,关野贞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做出判断,源于其东亚建筑研究的深厚积累。

  关野贞一行发现独乐寺建筑(其实集中于观音阁)许多关键的特征都与大同华严寺、善化寺诸建筑以及应县木塔极为相似。从独乐寺返回北平后,为了深入研究,关野贞又特地再次前往大同,重访他 1918 年曾经调查过的那几座殿宇。正是这次大同之行,他发现了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梁下重熙七年(1038年) 的题记,获得了又一座辽代建筑的断代力证,并直接用于与独乐寺的对比研究之中。

  梁思成 1932年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则是“发现独乐寺”的标志 ,也是中国建筑学术史上的里程碑。梁思成在着手研究独乐寺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一挑战来自西方建筑学方法的中国化。丁垚认为:“这一中国化的历程极具挑战性。梁思成以斗拱和柱式作比,连同基本的结构分析和计算,开启了这一伟大征程的序幕。著名建筑学家、学社成员陈明达等对应县木塔、独乐寺等的构图分析以及结构研究,正是沿此道路前行之继往开来者。这一路程,也正是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宫廷建筑实物早已荡然无存,人们所能看到最早的皇宫建筑,就是北京故宫。而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只剩4座唐代中晚期的寺庙,其中就有被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发现的,建筑年代久、规模大(七开间)、等级高(庑殿顶),称之为“第一国宝”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

  民国时期,有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境内已无唐代木制建筑,建筑学家要想领略唐制木构建筑风格,得去日本奈良才行。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从美国学成归国,尽管他们非常相信日本人的治学精神,但从民族情感上来说,却难以接受日本学者的断言。

  于是,学社一行人踏上了寻找中国唐代建筑的发现之旅。从1932年到1937年初,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盼发现的千年以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后来,学社一行人又一次行进在赴敦煌考察的途中,偶然得到了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这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梁思成看到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寺院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马上返回,按图索骥,第3次来到了山西。

  1937年6月26日黄昏,学社一行人走到豆村,在当地老乡指领下,转过山道,远远望见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当时,佛寺已破败,寺院荒芜、香客零落。梁思成进入佛光真容禅寺,看到出檐深远的大殿,一眼就断定这是一座比他们以前所见更古老的建筑。

  梁思成后来写道:“那高大的殿门顿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它的侍者们环它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凭着学识和经验,梁思成断定佛光寺大雄宝殿是唐代建筑。经过他们的艰苦勘察考据,发现殿内梁架上的题记和殿前石幢上的文字都表明这座大殿建于公元9世纪,终于证实,这是一座唐代建筑确凿无疑,并命名为东大殿。

  至此,中国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的说法被否定。这座被遗忘了千年的罕世瑰宝一时惊动了世界,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在看来,仍是建筑史上一件极具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

  1941年,梁思成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说:“这是我们这些年里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它们是独一无二的。”

  佛光寺虽然比1953年发现的五台山南禅寺大殿晚建75年,但规模远胜于彼,且在后世修葺中改动极少,所以,国内一般都将东大殿作为仿唐建筑的范例。1961年,国务院公布五台山佛光寺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林徽因发现东大殿一根大梁上有很淡的毛笔字迹:“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与大殿外的石经幢“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梁上的题字与石经幢上的刻文相互吻合,最终确定了大殿的建造时间。石经幢上刻写的纪年是:唐大中十一年。根据推算,应该是公元857年,距发现之日整整1080年。公元857年,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佛光寺。从长安远道而来的宁公遇带着京都工匠和当地人共同建造了这座伟大的建筑,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都巧妙地汇集在这座寺庙里。

  之后,佛光寺饱经历史沧桑与天灾、战火,现存只有两个大殿,东大殿和文殊殿。寺院的北侧文殊殿(与文殊殿对应的普贤殿已毁)是座著名的金代建筑,坐北朝南,是五台山各寺中最大的配殿。

  文殊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檐歇山顶,具有辽金两代建筑的典型特征。大殿砖木结构,木门、木墙、木柱、木窗、木斗拱飞檐。岁月变迁,木料的原色已经裸露,显示着木质的坚实与古朴。其建造用减柱法,元、明以后已不多见,就是在宋金建筑中也很特殊,此结构形式是我国现存木结构建筑中的孤例,是我国古建筑中“减柱法”应用最为成功的范例。

  从前院向正东行走,经过一道极陡的砖砌台阶,站在大殿的正对面,看到门楣上方挂了一块“佛光真容禅寺”的匾额,这里就是“东大殿”,也是寺院中所谓的大雄宝殿。东大殿坐东朝西,历经11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地震战火,巍然不动,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其外观极其雄伟,从侧面45°度角远观,唐风古韵呼之欲出。

  佛光寺建筑文物纵跨北魏、北齐、唐、宋、金、元、明、清、民国,其年代跨度之全,在中国的古建筑中绝无仅有。东大殿中的35尊唐代彩塑占到了全国80余尊唐代彩塑的近半壁江山,殿中保存着我国仅存的唐代寺观壁画。佛光寺塔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塔林。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长孙梁鉴认为,佛光寺的重大发现看似是梁林二位偶然所得,实际上源于营造学社建立者与社员长期的学术研究积累,故为营造学社这一重要学术机构的共同成果。

  历史和文明,总要有物化的东西来承载。而承载千年的古建筑一旦被毁,即是永恒。营造学社所做的,正是在物换星移、沧桑巨变之中,留住一段历史,守住一个传奇。

  作者: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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